新學遺響：暮年熊十力的包養網dcard經學評論
作者：余一泓（海南年夜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研討員）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載《中國文哲研討所集刊包養網單次》第六十三期（2023年9月）
摘要：愚人熊十力暮年著有觀點激進的儒學專書，弘揚儒經固有義理、回應時代需求。此中側重《周官》的經學評論不僅是他立論樞紐之一，也富含上通清季學風的諸多線索。此文起首指出研討熊十力經學及其語境的文獻基礎，以及思惟史意義。其次，剖析熊十力之論學、交游和對話預設，摸索其經學評論和清季經學之關聯。復次，此文研討相關論述對康有為等近代學者思惟的消化、批評，及因之而來的對現代儒者的劇烈重估，揭出熊十力批評後人、重構傳統以辯護儒家在共和時代之價值旨趣。最后，此文剖析熊十力儕輩、晚輩的同志學人對《周官》和暮年儒學的尖銳異見，尤以梁漱溟之論為重，試探熊十力孤掌難鳴的經學、儒學思惟所反應的，儒學在近現代思惟界的變化軌跡。
人性只求樂，天心惟有仁。先除諸苦法，漸見承平春。——康有為：《年夜同書成題辭》
一、引言
黃岡熊十力（1885-1968）以儒者、愚人見稱，所著《新唯識論》、《體用論》諸書研討者甚多，兼之譯文[2]流布，現前已成 “熊學”之勢。《孟子》終于敘說堯舜周孔之道統，是精力自覺性的吐露：一則見自任之重，二則愿來者有以自任。[3]十力對過往經學、儒學的總結、評論，同樣是他后期著作中很主要的部門，因十力自己之思惟、志愿，也跟過往、未來的儒學傳統生長在了一路。[4]有關這些思惟史評述，質疑實多，欣賞也一向存在。[5]本文盼望考核的，乃是比擬他的哲思體系和現代思惟評述較少被留意的，十力的 “現當代學術史論”。
不成否認，在內學院學佛是熊十力進進嚴肅學術思慮的開端，[6]在北京跟張東蓀（1886-1973）、賀麟（1902-1992）等東方哲學研討者的來往，也有助于他面對西學、定位自家哲學。另一方面，做哲學當然是本體論和功夫論層面的學理探討，幾多亦是實現全中國、全人類的公平、同等之生涯的一環。[7]后一類關切，總攝在請安辛亥反動的十力經學之中。由此，面對西潮的國故新讀包含了兩層廣泛的請求：中國本有的學問就包括了可以在新時代被廣泛懂得的知識（哲學），因之能安登時球各國學林之間；[8]因中國哲學對宇宙本體和證體之功夫的獨見，古人又得以上溯中國經典所載之常道，為萬眾人類開承平。[9]此一宏愿，以 “頹齡苦衷如雪窖”告結。身在清季[10]趨新思潮當中，十力在評騭後人經學的同時，依靠了本身的儒學新思。研討他的相關評述，不單是懂得其人思惟，也是觀察整個儒學傳統在近現代史上的轉變軌跡。
籠統地講清季趨新思潮，不難掉之汗漫，其間學人多幾多少所分送朋友的特點實在太多：以新知識比附儒經、諸子，藉由對比、夸張的學術表達來宣揚改造幻想，順承道咸今文、史地之學以偏鋒致用，[11]等等。熊十力側重《周官》的經學評論是以具有一種收束之效，[12]讓孫詒讓（1848-1908）、嚴復（1854-1921）和康有為（1858-1927）等持論各異之學人， “同場”論學。十力與 “老派”學人張爾田（1874-1945）、柳詒徵（1880-1956）之交通，以及同志儒者梁漱溟（1893-1988）、牟宗三（1909-1995）等人對他的批評，[13]也能讓研討者在定位其人經學評論的同時，一窺新學年夜潮的風勢余響。不至由個例侈包養網站談儒學總相。本文并非是對《原儒》、《乾坤衍》代表的十力后期著作之整體的研討，而是基于他批評式承繼清季經學問題的經學評論，對比相關學人思惟的研討。盼望本文能呈現出歷史中的熊十力，以及他所親驗的歷史。
二、因緣際會
（一）、走出清季之學
跟我們良多人一樣，熊十力的回憶幾多有不合適歷史事實的處所。有的是失慎記錯，有的，天然是決心為之。他在最暮年回憶本身父親當年的話語時寫到： “夫功者何？大德年夜業，國以之建，平易近以之新者是為功。（小字：建國，見《周官經》。包養故事新平易近，見《年夜學》。）名者何，德業為當年與后世所稱頌，不成泯滅者，是為名。功名之義深遠矣。爾曹不求真解，可乎？”[14]十力回憶中的中國傳統，似乎特別有孕育新事物的氣象。結合別的的回憶，可知少年十力的舊學基礎固不成輕。[15]也同樣是在回憶當中，他有一種沖決網羅的趨新能量：
孔子外王學之本相究是若何？自呂秦、劉漢以來，將近三千年，從來無有提出此問題者。呂秦以焚坑毀學，漢人竄亂六經，假藉孔子以護帝制，孔子之外王學最基礎毀絕，誰復問其本相？清末歐化東漸，守舊者仍護持漢代所揭綱常名教，反動黨人則痛詈六經為天子之護符。（小字：皮錫瑞《經學歷史》言當時有燒經之說。吾儕回憶少時群居非圣詆經，猶如今朝事。）[16]
非圣詆經，不是十力寫作《原儒》時候的思惟。但是年輕時候這種求新的趨向并不完整是毫無事理的少年意氣，而是針對 “假藉孔子以護帝制”的老問題天然而然的反應。皮錫瑞（1850-1908）這樣的儒者，不克不及妥當答覆年輕人對中國舊學無法開出良善政治問題的質疑。1909年的熊十力和他的伴侶們，正在構想 “倡真我之教、發年夜同之聲”的黃種人領導全人類移居外星的故事，[17]此種激情，若何是包養ptt簡單一句 “圣人作經以教萬世”可以消化的？經過了接近三十年的艱辛摸索之后，十力才在一份講義當中，頭次系統表出了對孔子內圣外王學本相的系統懂得。[18]又過了五年，在抗戰勝利之際完成的《讀經示要》里面，十力批評了皮錫瑞漢人經學致用的觀點，兼斥清季漢學：
漢治為后世所不及，誠經術之效。遭秦絕學，經籍初出，儒生確守古義、敦篤踐履，故治效可觀。然漢道畢竟茍簡，不克不及開平易近治之弘基、立百代之年夜法。諸儒思惟，只在帝者專制之下補苴缺漏罷了。漢治卒衰，迄典午以來，不成復振。此則諸儒思惟錮蔽，未能發揮孟軻、孫卿之義，所以衰敝亙二千余年而未已。晚世康有為亦張今文余焰，而專己自封、擁護帝制，徒為年夜盜袁氏張目，猶漢儒之遺風也。故知漢后經師，其學無分今古，要皆考據之業，缺乏發生思惟。[19]
這段評述很是主要，里面體現的秦漢之后歷史墮落、孔子孟荀年夜義淪落的意旨，十力一向堅持到了寫作《乾坤衍》前后。本段引文的上文亦說 “《周官》一書，大略明升平之治，以德禮之精力，運法治之組織”，[20]將《周官》放在了《易》與《年齡》兩部最基礎年夜經之間，為孔子外王真論之詳細章程。在十力援用的學者當中，皮錫瑞是清代今文經學的典範，康有為則是在學乃至用的路上走得太遠的另類。[21]這兩位學者，十力都未有親身接觸。但是，他跟既熟習清代經學，也熟習 “經術致用”的張爾田，[22]有深刻的交通。
張東蓀之兄張爾田遠比十力年長， “遺平易近”顏色的政治觀念，也跟十力年夜相徑庭。是張東蓀的關系，讓兩個很不雷同的人走到了一路。[23]張氏對佛學、考證、義理學問的思慮，其人嚴肅求是的學風、清高自守的品德和對中國政教的情懷，吸引了十力，后者在寫作《體用論》時回憶：
抗日戰前，張孟劬爾田嘗謂余曰： “世界上三年夜寶物：一《易經》，二《論語》，三《老子》。看老熊作新注。”余曰：《論語》、《包養行情老子》未可與《易》匹也。余與孟公見面才兩年，逢國難，余進川，而孟公以悲憤逝于北京，哀之不忍忘也。余生平為無用之學，不敢求知于時，講學無徒。新運既開，余已衰矣。孟公之言，余弗克踐。孟公于中國學術源流有創見，《史微》一書，問世甚早。晚而學極精博，惜未寫出。[24]
合《易》與《年齡》說 “元”字之義，發明人類的文明自覺心，是張氏在新文明運動時期已有的考慮，然直至暮年也沒有付諸實踐。[25]《體用論》可視為注《易》之書，所以十力也未必是辜負了亡友心意。在鼓勵注《易》之外，張爾田對于中國學術源流的思慮在分歧的案例、分歧的層面上，都跟十力的思惟產生關聯。例如他譏康有為之漢學為浮淺，[26]主張做學問需認清對象、明確義法，[27]以及是以所批駁的，實證考據之學能夠存在的任私衷取材問題。[28]種種議論，在張氏此前的通訊中都能發現痕跡。這些批評所指向的，自是考據學風對價值世界的負面影響。[29]從學問的角度看，張氏所主在于考據之學不得妨礙認識前人義理本有之條貫。[30]《史微》之作，并非偶爾。至于熊十力的經學評論，更是遠比張爾田激進的清學批評。另一位跟十力有深刻論學的柳詒徵，年紀較張氏為輕，但同樣成學于清季。對于孔子外王之學，熊、柳兩人有更直接的討論可考。
（二）、摸索平易近國之學
在現代學術史上，柳詒徵以其高深的史學和守舊的文明姿態著稱。近來有論者發現，在深摯的經史學養之外，[31]他的外鄉議會論說有冥契康有為學說之處。[32]從柳氏的其它經驗來看，20歲進進江楚編譯局接觸西學，以及1903年作為隨員訪日所見之japan(日本)國粹教導，也都對他后來的學術思慮有所影響。[33]同時還有論者指出，柳氏抗戰后期作成的代表著《國史要義》一書，無論從內容還是當時接收情況來看，都不像是古人懂得的 “歷史學”名著，反而是為文明守舊派如熊十力者所樂見之書。或許說，乃是前代舊學在平易近國學術中的延續，未預現代舊式史學之流。[34]
1951年，《國史要義》重版支出了熊十力的有名評語： “公精于禮，言史一本之禮，是獨到處”。[35]《要義》結尾的《史化》，接引《殷周軌制論》的 “品德之團體”說，主張晚世中國的禮法軌制可以溯源至周代，同時也是 “多數國民所選擇”的結果。[36]回看十力評論，可知禮指的是《周官》經所涉之禮制，而史則包括有眾人謹守職分，以文字情勢傳習禮教的意味。與此同時，跟熊、柳都有互動的學者蒙文通對于《周官》持有很是分歧的見解，值得對比。早在抗戰爆發之前，在京研討宋史的蒙文通致信柳詒徵，表達本身對王安石（1021-1086）、呂祖謙（1137-1181）和葉適（1150-1223）據《周官》論經制之個性的體會——不過信中并未表達他對該經的負面意見。[37]柳氏的答覆非常堅定： “中國經制之學，只要《周禮》一書，如講軌制，必從此出……，蓋心性文章有他途可循，經制則舍此無他途也。”[38]比及1942年，蒙文透明有貶抑《周官》之論，柳詒徵《國史要義》雖無駁論，熊十力卻是坐不住的。以下回擊支出《十力語要》：
孔子稱文王至德、武未盡善，可知決定滅殷者武也。武既已滅殷有全國，周公不得不因其勝利而固其基，其徙殷平易近亦有以也。兄直以慘刻罪之，似無左證。設止于一徙而未有其他種種苛待之法，固不獲咎以慘刻。孔子本殷后，《論語》則曰： “久矣夫吾不復夢見周公。”其精力之相感也如包養網比較是。使周公而現在之帝國主義者，或如希忒拉及倭奴，則孔子于周公何慕焉？觀孔子思惟，固非崇敬帝國主義之人，兄隨便誣前哲，不免難免時下習氣過重。[39]
上述引文所涉，已經全然不是辨析《周官》真偽，或許該經內容是幻想還是實事、何處軌制的真實性妥當性可以商議的問題，而是加倍最基礎的儒家教義問題：信從孔子，就應認同周公，就不成說周公慘刻如此。否則，就是被西潮裹挾，無法認識前人好心本相。這是十力在別處主張把《周官》幻想好心推而廣之的理論基石之一。塑造過蒙文通經史觀念的廖平（1852-1932），是以孔學容攝各類鉅細新知的代表人物，蒙氏本身也并非沒有安身儒學響應新潮的立場。然出于分歧的經學懂得，他未再回應十力。[40]后者尊奉《周官》，主張據之推演重構現代平易近治的《與友人論張江陵》，[41]蒙文通也沒有在收到后反饋意見。[42]卻是同時通訊的柳詒徵，對十力的經學觀念贊許有加。柳氏51年響應十力來函（現時未見）的書信，可以視為平易近國儒學走出帝制、構想現代平易近管理想的范文：
《周官》曰： “儒以道得平易近。”此五字極有關系，向來人多疏忽讀過往。詒以為自道經危微精一之說至程朱陸王，皆括在此五字之中。公所提均全國之年夜義，即儒者之年夜道也。賜書詳示禮樂與中和之功能，精辟之至。詒之管見，妄謂鄉三物之六德與成均之樂德有同有異，其同者即中和與忠和也，此亦人所易于疏忽者。妄謂解此可知《中庸》中和位育一節及《年夜學》格物之學。年夜本達道，固發明于圣哲，而著力在致字格字。致知格物，是率全國人致之格之。自成均至鄉學，倡此六德之言者非空言也。人人養成中和之心習，推而至于治六合萬物。觀星象者致之測候，治水地者致之溝洫懷方、訓方、職方之官……，致之于九州九胙五谷家畜，才可說位育。竊疑朱子未嘗以《中庸》與《周官》聯系，乃別補《格致》一章，而其解位育曰：吾之心正則六合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六合之氣亦順。似只就一個圣哲言，不是率全國人致之于事物。以致補傳教人，即凡全國之物窮之至極，亦似不甚剖析明白，若說古之學者，先從六德、六行、六藝努力，其后興賢長治，隨其所至致之，則內圣外王逐一達到，非空言矣。《周官》、《學》、《庸》孤芳自賞，儒者之道澈上澈下，非若梵學歐學，亦非如流俗所譏之道學也。[43]
就柳詒徵此前的回信來看，熊十力致函他所表達的觀點還包含把儒學稱為哲學，把《年夜易》、《年齡》、《周官》列為中國三部寶書。第一條柳氏分歧意，他認為儒學應說是道學，跟歐洲、印度那些內圣外王相隔閡的學問區分開。[44]第二條柳氏則選擇性地認同，并且在以上引文中闡發了他眼中的《周官》精義。從前文可知，熊十力判斷孔子外王學本相被秦漢以后奴儒掩蔽，所以信文劈頭一句 “儒以道得平易近”，無疑很對十力胃口。信文上面的內容以《周官》鄉三物（六德、六行、六藝）為綱展開，旁通朱子之四書學，或與十力不盡契合。[45]但是 “率全國人致之格之”、 “人養成中和之心習，推而至于治六合萬物”的百姓化論述，已和十力后來著書的義理旨趣分歧。[46]所以熊十力此后的回信絕不不測地鼓勵柳詒徵秉 “圣賢之精力志氣”以滌蕩專制時代的史學， “糾舊史之掉，而開新史之路”。[47]柳氏此后的《禮俗史發凡》亦開此眉目，然限于身體精神，未克深刻。他在之前答覆蒙文通來信時以為《周官》雖然是講固有經制之學所必由，但不幸 “王莽一試而敗，王安石再試而敗。”[48]此問題，在十力寄來的著作中已有回應：
《周官》本為平易近主主義，如欲實行之，必須提示平易近眾，完整為平易近主之治而后可。今莽、綽、安石乃在帝制積弊之下而盜襲《周官》一二節為文飾，宜其不成通也。[49]
因 “世事孔艱，余心已亂”，《讀經示要》在寫完《易》學部門以后就不得不輟筆—— “異時有暇，當別為一書。”[50]而今風波甫定，在十力看來，申說 “儒以道得平易近”的外王年夜義，正在其時。
三、摧惑顯宗
（一）、非今
在上述通訊中，熊十力告訴柳詒徵， “《六經》書系與徐挺拔師長教師之信，當然不克不及盡意，然確主要。”[51]這里的主要至多包括兩個層面，第一是致信對象在當時的權勢位置，第二是此中義理雖發之未盡，仍屬 “《周官》為萬世制承平之意”，這也是十力在他最后的二十年中，竭盡全力想要表出的孔子外王學真義。除往《新唯識論》刪訂本，十力從《讀經示要》到《原儒》的一系列論著無和睦中國歷史文明問題親密相關。《讀經示要》批評後人學無基礎、隨意比附新名詞，又不時吐露出對嚴復甚至王安石之觀點的認肯。[52]1951年定稿之《與友人論六經》則更有和後人切割的意味。[53]蓋清季經學論者于最基礎義理已經無知，不過 “震懾西洋之威勢，而想慕其學術，欲與之亦步亦趨。其隱微之地，蓋早已掉其對于經籍之崇奉。”[54]該書徑言： “張廣雅旌詒讓以抗有為，卒無所發明。炳麟尊孫學，而于《周官》實毫無省發。章學誠方志之業，妄語六經皆史，炳麟襲其唾余，至夷孔子為史家，可哂也。廖、康之流，更無譏焉。向曾與友人張東蓀言及此，彼亦以余言為然。”[55]限于篇幅，更詳盡的學術史批評，要到三年后寫定的《原儒》當中才有展開。[56]
《周官》學重鎮孫詒讓應當是熊十力闡釋《周官》時的重要標靶，但是十力雖屢屢提到孫氏，卻沒有給他以批評康有為的待遇，予以密集、具體、刻深以致于情緒化的評斷——下面說 “廖、康之流，更無譏焉”，顯然是表達貶抑態度，而不是真的輕視不論。蓋因孫氏所代表的 “歷史化謬誤”流弊遠不如康氏嚴重。前者只是把經典懂得為形而下之政事，雜鈔類聚，[57]忽視了孔子傳經宣化之位置。[58]后者則是承認孔子的位置，卻錯解其外王學本相，使之淪為專制宣傳。尤其康有為看似以《年齡》三世義融攝《禮運》，承繼後人正論，[59]卻不明遮小康而顯年夜同之旨，軟化了孔子外王學顛覆君主軌制的反動精力，罪莫年夜焉。其人在年夜同與復辟之間搖擺不定，即是此種奴儒學術取向之表征。[60]另一方面，康氏錯解《禮運》年夜同之說，也阻斷了學者認知《周官》年夜義的路徑，故《原儒》駁之不遺余力，并在上卷《原學統》、《原外王》寫定后又作一長文曰：
《禮經》之為孔子創作者，惟《禮運》《周官》二經，此余所往復詳究，而后敢作此鑒定也。二經皆根據《年齡》而作，《原儒》辨之甚明。《禮記》之贊禮也，曰：夫禮，極乎天而蟠乎地，窮高極遠而測深摯，六合將為昭焉。（小字：禮乃經緯萬端，其位六合、育萬物之一切制作，將使六合為之昭明。）此蓋七十子后學贊揚孔子創造新禮之盛也。（小字：新禮，謂《禮運》《周官》。）尸子為商鞅之師，其稱 “孔子貴公”，即據《禮運》而言。談小康一節，從 “年夜人世及以為禮”，至 “禮義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如此，明小康禮教，以宗法思惟為主干。（小字：嚴又陵言：封建社會，以宗法思惟居非常之七。）[61]又云 “以設軌制，以立田里”，則痛斥皇帝、諸侯、年夜夫皆以地盤為公有，而全國勞動小平易近無以為生。又云 “以賢勇智，以功為己”如此，則戳穿統治者自固之術，而終無救于覆亡。《原儒》謂小康一段，是反封建之先聲。康有為談《禮運》只襲取年夜同數語，而于小康半字不提，則年夜同思惟將是憑虛幻現，無有來由，豈不謬哉！豈不悖哉！蓋漢人改竄《禮運經》，雖篇首尚存年夜同、小康兩段，而《禮記》之編輯者實以小康禮教為天經地義，孔子全國為公之新禮教，則彼所深惡而痛絕也。孔子雖斥破小康，而若輩乃昏然不知其非，反奉之為正理、為常道。故此篇畢竟將年夜同義姑置而弗肯深論，卒盛演小康禮教。王肅無恥，偽造《孔子家語》引《禮運》開始兩段，厭小康兩字而刪往之，并多改變《禮運篇》原文。[62]賤奴是何心術，不成問也。康有為剽竊三世、年夜同諸名義，不過在經學界尋出後人未留意之題目，以驚世炫俗罷了，要其腦中猶是漢人思惟一全套，即小康禮教是也。今若責其不非難小康，毋乃為康氏所蔽乎……，孔子之禮明明反小康，（小字：小康恰是封建思惟。）而預為年夜同造其端。（小字：《周官經》以夏官領交際，而與冬官相聯，其職方、合方諸官皆主聯合年夜地萬國，重視路況與生產及互通有無等事業，實行同等互惠，是為年夜同開基。）嚴又陵欠亨六經，不辨三禮之孰為古制，孰為孔子創作，乃謂儒者言禮適為君主之利器，[63]不悟《禮運》《周官》皆消滅統治、廢公有制，明文彰著。今之學者不成承嚴氏之陋也。[64]
在這段引文中，熊十力已經隱往了康有為承繼後人正論的貢獻，把他跟同樣有擁立、靠攏污點的王肅（195-256）相提并論。作為奴儒之一，王氏偽書的無恥專心如注文所說，是誤導學者疏忽年夜同小康之辨，進而忘記孔子年夜同之禮就是要革君主之命（如上文所說，不明確貶斥小康，那么年夜同思惟將是憑虛幻現）。被誤導的人之一，是天演的引介者嚴復。十力當然贊同宗法軌制已經不合適演變趨勢，無法讓中國富強，[65]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嚴復未能發現在《禮經》之中固有的破局資源。不過，這也不克不及怪他一人，千年以來，多數人都未發現本《年齡》而作之《禮運》、《周官》應結合來讀，開出《禮經》一切之孔子外王學。進而言之，嚴復的固陋跟清末反動青年很像，雖然都想通過革舊迎新來讓中國變得更好，可是不知孔子外王學本相。他們在把漢以來宣傳的小康禮教當作攻擊標靶之余（ “清末，反動黨青年詆孔子為天子之護符者，即由此”），也臭名化了孔學——當然，釀成這一歷史錯誤的，還有後面所說的清季今文、古文諸家。十力摸索《禮運》削改痕跡，終于打開了《周官經》的年夜同坦途。[66]此刻，在這條路上，尚待清算的還有康有為在《禮運》以外所倡導的董、何之學，甚至更在此前的孟、荀之謬。
（二）、議古
《原儒》辨析《禮運》真本以開《周官》之坦途，還對《公羊傳》何休注做了類似的任務：從奴儒的竄改中把外王學真義束縛出來。相關的一脈系譜，是1961年寫定之暮年定論《乾坤衍》繼續學術史批評的線索： “康氏宗《公羊傳》，不得不尊《繁露》也。其實，公羊壽完整變節其祖先所傳孔子《年齡》經傳，而情願改從小康之曲學。托于圖讖，詭稱孔子作《年齡》是為漢制法，以擁護天子，穩固統治階層為宗旨。”[67]正如發現真本不克不及不依附被改竄的文獻，抉發真義理也有需要像 “收支唯識”一樣收支康學。1955年秋，十力在寫畢《原儒·原外王》后與人通訊，流露了一些對康學的見解：
八月起，用牛奶，體氣較好。悶坐心無依靠，仍欲寫下卷，但恐寫欠好耳。康氏《年齡筆削年夜義微言考》，卷帙甚少，不難看，不費腦筋，吾囑元亮看這書內引《左傳》 “天王狩河陽”傳否，須在其談年夜義處找。[68]而元亮抄《公羊傳》文來，不相關，告之。湛翁只是不贊成科學，白叟鮮不這般，章太炎暮年亦然，他又素不喜《周官》，此亦任之可耳。倘下卷可作成，留家了此殘生，亦好。[69]
信中所言 “元亮”具體所指不詳，可是在別的的信文中和張遵騮（1916-1992）、劉錫嘏（公純，1900-1979）并提，應是十力熟悉的學生。《年夜義微言考》是康有為的一切著作中規模最年夜的，但在十力眼中，還算 “卷帙甚少，不難看，不費腦筋”。該書推許孔子所尊之周制，主張中國當以宗法軌制為文明之基，融攝各國所長，自立于天演競爭之中。[70]熊十力當然不會批準這個主張，但并無妨礙他重視該書調用《左傳》之奇妙——這是十力現存文字當中，獨一一處推薦學生閱讀的康氏專書，同時還給出了學習的竅門。考慮到熊十力形同前人一字不放過的作風，他不惜文字所表述的建議應當長短常主要的。惋惜代為檢查文獻的學生學力未到，未能給十力找到需求的文獻。[71]《原儒》已經論說了《禮運》真義在懂得《周官》時的主要意義，《乾包養故事坤衍》加倍進《年齡》年夜義曰：
《年齡》雖亡于公羊壽等，而馬遷所記董生語（已見前文。）及何休在《偽公羊傳解詁》中所述孔子《年齡》三世義，猶可據以推見兩經年夜旨。（兩經謂孔子之《年齡》與《禮運》。）《禮運經》年夜道與小康之辨，亦略存于偽《禮運篇》。治《周官》者，若能于兩偽書中求得孔子原經之鱗爪，則可觀其會通，而體會圣人裁成六合、曲成萬包養甜心物之造化本領矣。[72]
此由康氏之偽上溯兩漢《禮運》以及董、何之偽，清出《周官》正讀之年夜道。《乾坤衍》下文更由兩漢而先秦，正孟、荀之謬：
余在清季，聞康有為以孟子為年夜同學，荀子為小康學。其實，孟、荀皆堅守小康。孟軻極固蔽，蓋小康學派之正宗。不知康氏何以以孟軻為年夜同學。豈以其有 “全國定于一”之論歟？秦王呂政固已并六國，而實現孟軻之盼望矣。殊不知呂政以暴力將全國定于一，是侵虐全國人，非《禮運》年夜同之謂也。稍有智者，將《禮運篇》首 “年夜道之行，全國為公”至 “是謂年夜同”，與其下段 “今年夜道既隱”至 “是謂小康”，此兩段文，字字句句相互對照。學者能詳究之，則呂政之定于一，決不是《禮運》之年夜同，本不待辨而自明。小康之下賤為蠻橫，蠻橫之下賤為昏暴。（小字：今之帝國主義者，恰是昏暴。）呂政殘兆平易近、愚黔黎，欲萬世公有全國、終乃十五年而亡，皆昏暴之果也。康有為頭腦混亂，于《孟子》猶未能通，真怪事已。[73]
這般苛評孟荀，甚至以康有為（著有《孟子微》發揮其年夜同說）之故而婉言指斥 “孟軻極固蔽，蓋小康學派之正宗”，跟熊十力此前的論調（ “諸儒思惟錮蔽，未能發揮孟軻、孫卿之義，所以衰敝亙二千余年而未已”）分歧。牟宗三認為這是十力在歷史的急流眼前行權—— “能把孔子保住就可以了。”[74]從老友蒙文通1961年聲調類似的演講詞來看，[75]牟宗三這種同情之懂得，是可以成立的。當然，保住孔子的同時，十力還有保住堯舜、保住晚明諸老的意圖，差可對應經、史、子三年夜傳統，[76]此處就不及詳論了。
熊十力的經學評論有很強的 “當代意識”，他嘗試超出（他所親自親身經歷的）清季平易近初學風，修改中國學者自認為基礎經術、實則邯鄲學步的錯誤，改變中國學問和東方的不對稱交涉。[77]其情勢雖還是比附，但接收 “平易近主”、 “不受拘束”[78]、 “科學”、 “哲學”[79]等觀念的水平和隨之而來批評外鄉落后現狀的烈度，皆非清季可比。蓋因時代演進太速，舊學非日新又新，無法為本身辯護： “不發揮《易傳》知周萬物及裁成輔相等年夜義，而惡言科學如馬兄，則孔子有何寶貝可為后人所不棄者乎？不明《周官》之法制，孔子又何一切乎？”[80]另一方面，孔子當然沒有保住，即便在儒家同志學人之間， “孔子外王學本相”也是孤掌難鳴。
四、新學回響
（一）、同輩的批評
在熊十力那些精于舊學的伴侶當中，蒙文通對他經學論述的態度是後面所說的不回應。 “惡言科學”之老友馬兄[81]和暮年頻繁與十力交談之鐘泰（1888-1979），也頗為冷漠。[82]相對年輕且西學佈景不淺的梁漱溟，成為了十力同輩中最凸起的一位批評者。他的《讀熊著諸書書后》在本日看來，還是一份頗有價值的思惟文本。梁漱溟在1961年4月開始撰寫該文，然在今年1月和更早的1956年兩閱《原儒》之際，他已有相關念頭。[83]在二十多年后，梁氏自承與十力有佛、儒宗主之別，[84]但仍將此文視為非常主要、堅卓可立的作品。[85]其價值可知。
這件長文觸及了《十力語要》之后的幾乎一切十力著作，但重心在《原儒》。[86]其開頭兩節，著重摧破十力《禮運》、《周官》論述中的比附之論所以鬧笑話，本源在他對新社會、新知識都毫無清楚：不知 “土改只分派地步，未廢除公有”，又把 “地質學誤認為研討泥土的學問”。[87]點出此類錯誤，說明十力在目標上就是胡涂的，比指出他臆斷經典文本的方式問題[88]還要來得直接。在列舉十余處十力附會之誤以后，其文次節更有抉原之語：
近百年來中國人常碰到有兩個年夜問題在眼前：中國為什么沒有近代的平易近主？又一個是：中國為什么沒有近代的科學？從社會發展、文明演進來講，我們開發之早既為世界所未幾見，而平易近族文明幾千年一向綿續下來不斷，尤為他方所不及，卻為什么還待世界年夜路況后乃從西洋來輸進它呢？近代的平易近主亦即資產階級的平易近主；而近代的科學亦恰是與資本主義的工業發達分不開的科學。所以這個問題亦就是為什么我們總淹留在封建社會而不得進于資本社會的問題。在熊師長教師各書中無可免的都要談論到這些……，人們于一些理論或一些規律往往會講，而臨到實際上要用它來解決問題時卻不會用；用出來的，仍不過其頭腦中那些簡單粗樸的設法包養女人。不意我們在熊師長教師身上又碰到這種事例。又很顯然，當熊師長教師輕易地包養甜心網談論這些問題（上列十五例證在內）時，絕沒有看近若干年有關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那些文章，從而對于中國社會發展何故竟爾淹滯好長時期不進于資本社會的一年夜問題，至今在學術界尚難有很好的解答，亦未嘗措意。卻只顧本身說本身的話，本身確定本身的話。[89]
此論立穩德、賽二師長教師之坐標，衡定十力為一求新掉敗的老輩學者。這位老學者像此前的良多儒者一樣，有迎新變舊的志愿，但因為知識缺乏、脫離時代，只能用一些脫離具體新經驗的自說自話來表述自家所知之 “新”，于二師長教師之歐洲佈景無自覺認識，對新文明運動發生后的社會史潮水更無清楚——也就不克不及藉由新知識來清楚中國之過往。[90]尤為奇妙的是，下文更以恕道匡正《原儒》之掉：
諸經雖遭毀滅竄改，而孔子暮年真義——反動、平易近主、社會主義——畢竟埋沒不了，隱躲不住的。孟子言“平易近貴君輕”，言“武王誅一夫紂不為弒君”；荀子言“高低易位然后貞”。此其平易近主思惟、反動精力要皆有所傳承而來。然止于易姓更王，不廢除君主軌制，猶未為真反動……，外如說《周官》建國之幻想在成立社會主義之平易近主國，以農工為主體（見《論六經》第75頁）等等，皆資人非笑之地點，卻不為其要點。甜心花園總起來說，熊師長教師根據《年夜易》、《年齡》、《禮運》、《周官》，參合其他經、史、子等書，發掘出孔子的“反動平易近主社會主義”，頗有以自成其說，但我卻不克不及站起來舉手贊成，相反地，我將表現我不敢茍同于他。另一方面，我更不克不及全然否認它，相反地，我將反對那些全然否認它的人。因為像反動、平易近主、社會主義這些思惟或精力，其見于儒書而為中國前人所曾有，固不少明征在。未容忽視，更不容抹殺。但我分歧意像熊師長教師這樣的作風和做法，只應當細心腸指點出來，要人們加以沉思。[91]
此節起首抄錄十力論點，而不取《乾坤衍》打垮孟、荀之過激者。此后說十力之《周官》建國論雖然附會社會主義顯得好笑，然錯掉重要不在于此，而在于太魯莽、不細致，其專心有可取之處。如因其附會就全然否認之，那也不啻勾消中國前人所固有的現代思惟萌芽。救正十力之掉的辦法，本文下節也已交待：
一事一物必有其特征，而特征皆從比較對照中認識出來。明天寫《原儒》正宜從世界各地分歧文明和學術來作種種比較對照工夫……，明智只在人類性命中起東西感化，而感性則其主體。科學為明智一切事，而感性則人類品德所自出……，至如儒家身心生命之學，不成同等于古人之所謂哲學，在熊師長教師何嘗不曉得，卻竟隨俗漫然亦以哲學稱之。這便有興趣無意地含混了儒家的特征，沒有盡到原儒任務。[92]
在寫作該文時，梁漱溟也在創作《東方學術概觀》、《人心與人生》兩件主要的暮年定論。藉評述《原儒》的機會，下文即順道陳述了他本身的思惟。基于加倍充足的西學知識，[93]梁氏判斷中國文明比擬世界文明的彪炳之處在于下面的 “感性”考慮，這也是十力著作中最可寶貴之處。末端，他在長文之后加上附記，將康有為之《年夜同書》和十力的孔子外王學一同擬為形而上之幻想，注定在歷史發展中墜進空想。[94]可作一推論曰，暮年十力的儒學思惟，恰是明智之迷執、濫用。此處的感性-明智之分，實為熊、馬、梁本宋學聞見-德性之知正見而有過的共識—— “在熊師長教師何嘗不曉得”。在馬一浮看來，十力此時師心自用，梁文來得恰是時候。[95]下文將介紹幾位十力門人對《周官》的有關見解，折射出十力暮年思惟的另一些回聲。
（二）、后輩的觀點
南渡抑或留下？徐復觀、唐君毅（1909-1978）和牟宗三有跟熊十力分歧的選擇，從十力之后寄出的多封信函來看，他盼望自學生們懂得甚至選擇（尤其唐、牟）本身的路。在徐復觀的筆下，十力《論張江陵》以后的著作之含垢忍辱獲得過懂得，但沒有獲得好像牟宗三那樣的同情。因為知識人勉強行權，也不應該以損害中國歷史文明的原貌為代價。[96]這一方面有人際來往之影響，[97]另一方面，又產生于分歧的學術取向之中。
在1981年的訪談里面，徐復觀主張平易近族要在本身的歷史里面熟根，而經學又是學術史很主要的一部門。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之序文的話來說，檢查經學為檢查中國文明之歷史基型所必由。[98]這樣的論調，很是近似于他和他的老師、學友們所貶抑的章太炎。徐氏對《周官》的判斷又和蒙文通接近，與十力相反，然其方式是完整史學化的。牟宗三之名著《心體與性體》有一段反思 “外王學”的名論，其取徑就明顯是哲學化或許說子學化的。此論藉由批評浙東事功學派所直面的對象當屬近現代主張富強、科學的種種新派論者。不過，跟前述熊十力 “經為常道”論也構成參照：
一切學問幻想未有不期其向現實有所構造者，亦必終落于綜和構造而始得其真實與客觀化。然歷史是在發展中，綜和構造亦在歷史發展中為一期一期之構成，故綜和構造有其歷史階段中之形態。此是強度的、歷史的，非邏輯的（數學的）、永恒的也……，前人之原始性命往矣，原始之綜和構造不成復見，包養網車馬費而若不辟幻想、價值之源，重開文運與史運，則綜和構造不成再見，雖記憶猶新即事達義、即器明道，而實百事無成、一器不備，徒騰口說罷了。此所以言實用者終無用，重事功者總無功。[99]
經為常道、經不為史，是熊十力后半生屢次陳說的信條。在 “全國”成為 “環球”、 “華夷”變為 “國際”以后，如梁漱溟所見，超離歷史發展的《周官》經難免為幻想，再談 “經為常道”更類自說自話。梁漱溟著《東方學術概觀》、《人心與人生》倚靠《論語》、《年夜學》、《中庸》，牟宗三《原善論》宗《孟子》，跟熊十力的新經學計劃構成對比：在新的時代，唯有儕孔學為世界諸子之一，方有翻身、發聲之空間。兩宋時期出現過《周官》經世之飛騰，此后雅好《周官》的管志道（1536-1608）、顏元等人，未能掀起年夜的風勢。十力和近代的諸多學人，或盼望在西潮眼前重光孔子外王學，而終不克不及逆時而動。牟宗三感歎 “原始之綜和構造不成復見”，當有感于此。
早在寫作《歷史哲學》的時候，牟宗三就征引過柳詒徵的著作，據《周官》而論中國史官的職責，這是他眾多著作中援用《周官》的少數案例之一——或許說，就是獨一一處。[100]至于唐君毅之《中國哲學原論》，則將《周官》和《繁露》并列，是為漢儒損益秦政而得。既非孔學正宗，也非宋明主脈。[101]《原論》終卷述宋明心性學脈呈一圓之象。船山側重平易近族歷史文明，承宋初儒者而為一外郭之圓。顧、黃更外求全國事勢之理，及清季平易近初（ “至梁漱溟、熊十力二師長教師由佛進儒”）社會劇變，近人思慮 “向內向下”之勢不克不及不回返宋儒 “向內向上”之故居、護住心脈。[102]此論較 “言實用者終無用，重事功者總無功”溫和，專心卻是一樣。 “外郭”之擴張，總歸有其界線。跟清季的諸多先行者一樣，為在歷史當中找回中國傳統的廣泛價值，十力撞到過本身甚至舊學的限制。只是他用力尤猛，倒地的回響之年夜，尤其令人側目。
五、結語
本文嘗試通過三個部門定位暮年熊十力的經學評論，以觀察二十世紀前中期逐漸退場的儒學傳統之一斑。[103]起首，本文從十力批評清季儒者不懂經義、不知平易近主的評論開始，摸索其人追尋 “孔子外王學本相”的問題意識，然后重訪了熊十力和張爾田、柳詒徵之互動。在與這兩位學者互動的同時，十力也構成了本身獨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特的經學懂得。特別需求指明的是，柳詒徵對《周官》之推重，讓他成為了十力在這方面少數的知音之一。其次，本文研討暮年十力的經學新論，尤其是他極度強調后人改竄經典、經典包括共和微意的兩種釋義傾向。這種比較極真個經學評論，伴隨有對康有為、嚴復之先行論述的特別消化、破斥。對這些 “現當代學術史”的系統清算，又引導十力不斷回溯歷史，對孔子以外的許多前人年夜加批評。由是，十力經學呈現出了 “僅保住孔子、不保其他儒家”的很是包養網心得姿態。而后，本文梳理了老友梁漱溟對熊十力的批評，指出梁漱溟不滿十力推尊儒經太過、比附太多的緣由地點。比擬之下，梁漱溟和十力的幾位后學傾向于采用往經學化的路徑實現對中國文明在新時代符合法規性的辯護。所以十力所堅持的孔子外王學，哪怕在同志當中也孤掌難鳴。暮年十力經學評論的因緣、姿態和最后的尷尬地位，暗示了愛好新立義旨、比附西學的一部門近代儒者之命運：不再堅持儒經為廣泛常道，與此同時，抑制對外王問題的過分關切。
跟上歷史的節奏絕非不難，定暮年十力之苦心為新學遺響，不是對他的嘲弄。 “九域神奸歸禹鼎，百年經制付周官”。在十力寫成《與友人論六經》的同年，亦主“經為常道”的馬一浮寫下《寂觀》，預告 “孔子外王學”可以休矣。[104]對于堅持創作《原儒》的老友，馬氏還有 “天機自發高文在，權教還依世諦傳”的戲謔之詞。[105]世法流轉、權教湮沒，留下的是學者弘道護學、心憂文明傳承的志向。熊十力與爭議人物巨贊法師（1908-1984）[106]有過一則通訊，內容如下：
人生不過數十冷暑，所可寶者此心耳。世事無論若何，此心之公與明、剛與毅，不容埋沒。如是者，謂之有守。吾子擔荷年夜法，不隨外緣移轉，十方三世諸佛，皆當贊嘆。老漢亦隨喜。宗與毅昨曾函勸其回鄉，而未得覆，今亦無法通訊。
漆園白叟三月二十五日[107]
信中充滿了熊十力對學生往向的關切。此刻，十力自署“漆園”（道），引述儒者陳白沙（1428-1500）之語，亦認同巨贊改革釋教的志愿。 “三教”并舉，歸本存舊于新之“心”（志）。[108]在非今、議古、辟二氏的言論之外，暮年十力著書之意更在“存舊”—— “若非末法存知解，何事前天論有無”。[109]
注釋：
[1] 此文為作者結集用之草稿，校核未備，援用請參原刊。
[2] 對十力生平、思惟的諸多中外文研討不勝枚舉。需特別指出的是，《新唯識論》和《體用論（附明心篇）》的英譯為梅約翰師已完成的任務，分別在2015年、2023年由耶魯年夜學出書社（New Treatise on the Uniqueness of Consciousness）與牛津年夜學出書社（Xiong Shili’s Treatise on Reality and Function）出書。
[3] 鄧秉元：《孟子章句講疏》卷十四《盡心章句下》（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22年），第831頁。
[4] 十力暮年的主要著作《原儒》、《乾坤衍》之第一部門（不算導言）先后是《原學統》和《辨偽》。這或可說明，清算歷史是摸索孔學真諦所必須的預備任務。
[5] 熊十力持論勇決、果斷，還喜歡藉題發揮，經常有掉偏頗，讀者產生懷疑很正常。在極真個情況下，最重實證的文史學者會看到十力最不著邊際的史論，予以酷評，例見《鄧之誠文史札記》（南京：江蘇鳳凰出書社，2012年），第578-579頁。下文也會談到來自他同志學人的質疑。近來欣賞十力思惟史洞見的案例參陳來：《20世紀中國哲學史論述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論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為例》，《文史哲》，2022年第1期，第35-47頁。
[6] 佛學對熊十力思惟體系之構建的意義，有許多學者已經做過研討，比來的專著似是黃敏的《新唯識論儒佛會通思惟研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20年）。特別值得補充的是熊十力在辛亥反動前夜為籌措經費，往寺廟里面截下菩薩金身換錢的計劃，所謂 “革菩薩之命以革天子之命”。（李耀仙：《一位困學而知的思惟家》，《梅堂述儒》，成都：四川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第483-484頁）這一則故事，暗合十力學思性命的軌跡。
[7] 十力有本體、本意天良之專論，分別對應此處所說的本體論、功夫論。據十力及門門生所述，這些專論又可以看作是閱讀《原儒》之參考。參潘雨廷，張文江：《潘雨廷師長教師談話錄》（上海：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1986年1月5日，第392頁：“《明心篇》、《體用論》之于《原儒》，等于《通釋》之于《新唯識論》。”
[8] 近來有一詳細討論此問題的研討，參蔡岳璋：《在中國思慮 “本體”：以熊十力、張東蓀的對話為線索》，《人文中國學報》第36期（2023年6月），第299-342頁。
[9] 參黃冠閔：《反動經學與哲學改革：論熊十力》，《中國文哲研討通訊》第30卷第1期（2020年3月），第47-63頁。比來留意到《原儒》經學論述意圖的研討還有黃燕強：《“四經”：熊十力暮年經學思惟研討》，《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第31-45頁。
[10] 清季對熊來說有分水嶺意義。程朱理學和清代樸學，在熊看來都有嚴重缺點，可是它們二者一度孕育了可觀的風氣，讓經歷清末世變、社會退步之后的熊十力在最暮年仍耿耿于懷，參熊十力：《存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第121，134頁：“余回憶宿世老輩樸實者多，猶不忘內省之功。世變以來，淳風遂喪，無可復矣。諸老師長教師常在理欲交戰中過活。莫求立本之道。此為程朱所誤也……，清季以來，社會各方面活動者，如官場、學界、實業界之類。務結朋類相標榜，爭取名人位置。在學校者，必得傳授始快，甚至游海內，取博士為榮榮。清世朱九江、李慈銘諸公，外人求其詩文，拒而弗見，曰，彼焉能通吾旨耶？聞俗氣之稱譽而來，吾恥之。文學古邦，樸學偉人之風，亡絕久矣。”
[11] 近來值得關注的總體、個案討論參羅志田：《能動與受動：道咸新學表現的轉折與 “沖擊/反應”形式》，《近代史研討》，2022年第1期，第4-18頁；李天綱：《宋恕與經學:經世學近代學術取向 兼論《六齋卑議》與清末變法思惟及 “瑞安新學”》，《中國文明》，2021年第2期，第116-127頁。
[12] 本文應用評論而非論述稱呼十力有關經學的文字，是因文中并沒有整體呈現出熊十力的經學論述和相關的儒學思惟，而是著重引述具有學術史意味的評論式文段，剖析十力點評之后的意圖。至于為何特別強調《周官》？起首，該書在熊暮年的思惟體系中很是主要，是他懂得的孔子政治思惟的具體章程（《易》、《年齡》為綱旨），參前揭黃燕強：《“四經”：熊十力暮年經學思惟研討》。其次，他從義理路徑解釋、調用《周官》文獻的選擇，跟最新的相關研討可以參照（例如楊儒賓：《原儒：從帝堯到孔子》（新竹：國立清華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第382-383頁；陳赟：《周禮與 “家全國”的王制：以《殷周軌制論》為中間》（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第374-376頁），但又顯得特別激進（跟前兩位比擬，他最基礎不承認宗法的歷史公道性，更不會往跟王國維對話）。如註釋所述，適合放進歷史語境中進行剖析。那么，為何不圍繞十力《周官》學行文？我本意這般，然本文所及十力《周官》論述分量太輕，缺乏以成為復述熊十力暮年儒學思慮的樞紐。並且《原儒》也提醒了我們，十力本身都限于精神，未能將《周官》當中后人竄亂的部門逐一檢出。所以把十力《周官》學作為論文的地基，會是比較危險的。參熊十力：《原學統第二》，《原儒》（上海：上海書店出書社，2009），第88頁。
[13] 前揭羅志田《能動與受動：道咸新學表現的轉折與“沖擊/反應”形式》一文指出，講今文經學、佛學，尋求迎新、致用的道咸新學是中國傳統中內生的新學。這種新學，比起光宣時期歐西（假途japan(日本)）輸進的 “年夜新學”，顯得像是“小新學”。張、柳跟更老派的曹元弼（1867-1953）、繆荃孫（1844-1919）對比，是更換新的資料派的學者，可是跟從新學起身的梁、牟比擬，難免 “小新見年夜新”之尷尬。需求指出的是，這不是說梁、牟二位比前兩位更 “反傳統”，而是描述一派是 “由新返舊”、用新目光保留舊傳統，一派是 “據舊迎新”、基于舊基地消化新事物。熊十力暮年調和新舊的盡力，處于這樣的語境當中。
[14] 熊十力：《先世述要》，《熊十力論學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第329頁。以下援用熊十力著作，皆省往作者姓名。十力父親的這番話超邁世俗功利之見，強調真正功業必能好處國平易近公平、同等，當然合適熊十力后來的價值觀，也紛歧定出于做作。可是小字里面說 “建國，見《周官經》”，恐非是十力父親當年說話時決心用典，更像是十力本身心意所見。
[15] 在和徐復觀談話時，十力決心回憶了本身早年私塾教導時期能讀書、能作文的天稟（《有關熊十力師長教師的片鱗只爪》，《無慚尺布裹頭歸·來往集》，徐武軍等編：《徐復觀選集》，北京：九州出書社，2013年，第25冊，第103-104頁）。他后來能在反動之后寫出《心書》中的文字，也反應他的閱讀積累與寫作訓練。
[16] 《原外王第三》，《原儒》（上海：上海書店，2009年），第100-101頁。皮錫瑞的言論見吳仰湘收拾：《經學歷史》，《皮錫瑞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6冊，第93頁：“乃改過學出而薄視舊學，遂有燒經之說。圣人作經以教萬世，固無可燒之理。”
[17] 劉依平：《論熊十力的晚期經歷與思惟轉折——以新發現文獻為中間》，《孔子研討》，2022年第4期，第106-115頁。包養站長
[18] 《中國歷史講話》，《中國歷史講話（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第6-7，55-56頁。1938年講。更早有《讀經》短文一篇（《天津益世報》，1935 年 6 月 6 日 0011 版，第3張），單舉《論語》、《詩經》為例，雖然已顯出辯護經為常道之意，但終究不成統系。
[19] 《第二講 讀經應取之態度》，《讀經示要》（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第166-167頁。所批評的內容參〔清〕皮錫瑞：《經學歷史》，《皮錫瑞選集》，第6冊，第31頁。
[20] 《第二講 讀經應取之態度》，《讀經示要》，第154頁。
[21] 章太炎認為魏源、康有為等以經術為治術的所謂漢學者，都不算嚴格的經學研討者，參《清儒》，《訄書初刻本》，朱維錚點校：《章太炎選包養甜心集》（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第3冊，第157頁。依照他的見解，經學者要嚴察漢師經學門戶，不克不及雜糅諸家經說。這種意見合適清代漢學的事實，所以這里無妨把皮、康二位稱為典範和另類。
[22] 張爾田包養價格ptt具有辨別師法、使經說各得其位的治學旨趣，參梁穎 等收拾：《與王國維》，《張爾田書札》（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21年），第194頁： “弟所以欲著《兩漢今古文家經義類征》一書者，即擬先從剖析進手。蓋深知后世講六藝者門戶紛紜，受病之原非此缺乏以透澈廓清也。”從下文敘述可知，張不滿康有為以膚淺之學致用。而張氏自己又有復興教化的年夜關懷，不斷留在靜態的“圣人作經以教萬世”信條下面，會反思清代經學考據學風不克不及致用的缺憾。這都包養犯法嗎是他在老派學人當中比較新的處所。
[23] 張氏兄弟雖然思惟、行事新舊分歧，但平生和氣、沒有分炊。對舊品德的信守，是兄弟和而分歧的基石。兄長對傳統學術的清楚，也是張東蓀摸索西學的部門底色，參高波：《追尋新共和：張東蓀晚期思惟與活動研討（1886-1932）》（北京：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22-24頁。
[24]《體用論·成物》，《體用論（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第128頁。
[25] 張爾田：《與王國維》，《張爾田書札》，第240頁。此信作于《疆村語業》序文之后，或在1924-25年之交，當是針對考據學者以及科學治史者所發。類似言論亦見于四十年月的講義，參張曉川收拾：《歷史五講》，《中國近代思惟家文庫 張爾田卷》（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第208-209頁。
[26] 熊十力屢屢稱道張爾田的這一評論，例見《與沈生》，《十力語要》（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第73頁。
[27] 張爾田：《與熊十力》，《張爾田書札》，第313-314頁。此為答信，《學包養網評價術世界》1937年3月轉載。
[28] 張爾田：《論偽書示從游諸子》，《中國近代思惟家文庫 張爾田卷》，第204頁。又見十力《覆張東蓀》，《十力語要》，第113頁。
[29] 張爾田：《與王國維》兩通，《張爾田書札》，第171，214-215頁。尤其出色的一句話是 “由古文考據之法言之，雖謂西京今文家說皆不出于孔子可也；若由余所論之方式言之，則雖謂西京今文家說皆不背于孔子亦可也。”
[30] 張爾田跟熊十力類似的處所，還在于他的學問得力于佛學閱讀，張爾田：《與王國維》，《張爾田書札》，第174頁：“往治六藝，深恨西京今文家說多亡于漢魏之際。今治佛學，亦同此慨。弟生平為學，喜探原成一統系。此但體例上之分歧，至所用考索之方式，一遵國朝諸老。”張氏佛學，亦為十力稱道，參《佛家名相通釋·色蘊》（上海：上海書店出書社，2007年），第29頁：“印度年夜乘菩薩，無有不精研小乘學者。吾國人向少倡導小宗，此一短也。近張孟劬師長教師，獨精小乘學云。”
[31] 可參沈政威：《國史要義與柳詒徵年齡經史學》，國立中心年夜學碩士論文，2011年。
[32] 茅海建：《論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期間的政治思惟與政策設計（下）》，《中國文明》，2017年第2期，第211頁。
[33] 研討可參孫文閣：《柳詒徵史學研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21年），第14-19頁。文本證據可參繆荃孫等：《日游匯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第22-35頁；柳詒徵：《倫理口義·家族篇（宗族）》，楊共樂、張昭軍主編：《柳詒徵文集》第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28頁。相關研討參本書第八章。
[34] 李孝遷：《印象與本相：柳詒徵史學新論》，《史林》，2017年第4期，第120-135頁。
[35] 柳詒徵：《《國史要義》題辭》，《柳詒徵文集》第8冊，第448頁。
[36] 柳詒徵：《國史要義·史化》，《柳詒徵文集》第8冊，第213，231-232頁。
[37] 蒙文通：《致柳翼謀師長教師書》，《史學甄微》，蒙默收拾：《蒙文通選集》（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第2冊，第480-481頁。對熊、蒙、柳相關文獻的剖析可參張凱：《今古分合與“國史”敘述：以柳詒徵、蒙文通為中間》，《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5期，第118-128頁。
[38] 柳詒徵：《覆蒙文通書》，《柳詒徵文集》第12冊，第158頁。
[39] 《與蒙文通》，《十力語要》，第235頁。
[40] 當然蒙文通并不是沒有儒家幻想，不信從孔子，他只是反對把一些史學上明顯靠不住的文本當作幻想之依靠，參前揭張凱：《今古分合與“國史”敘述：以柳詒徵、蒙文通為中間》，第125-126頁。
[41] 《與友人論張江陵》，《韓非子評論 與友人論張江陵》（上海：上海書店出書社，2007年），第109-110頁。
[42] 《覆柳詒徵》，《熊十力論學書札》，第162頁。
[43] 柳詒徵：《與熊十力書》，《柳詒徵文集》，第12冊，第166-167頁。
[44] 柳詒徵：《與熊十力書》，《柳詒徵文集》，第12冊，第166頁。
[45] 十力寄給柳詒徵的《論六經》，就把鄉三物當作是漢人改竄《周官》的結果，參《論六經·與友人論六經》，《中國歷史講話（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第223頁。
[46] 參《原學統第二》，《原儒》，第86頁： “君雖賢，以一人統治全國百姓，終不成為治。且賢君不世出，而君主軌制究是年夜亂之所從出也，故必改亂制。政權操之百姓，方是反動勝利耳。”又《明心篇》，《體用論（外一種），第245，254頁： “余主張萬物與吾人各各以自力發展其本體之潛能……，萬物進化至于人，則其內部生涯豐富、創新，與智、德、力種種發育，遂乃樹立裁成六合、輔相萬物之年夜業，人性擴年夜其本體之偉績，庶幾近于完成，故曰天待人而成也……，孔子亦贊成堯舜無為而治，但分歧于道家之無為，蓋以至公之道聯合眾志而為之。無私弊、無廢事，是孔子之無為也。（小字：可玩《周官經》。）”
[47] 《覆柳詒徵》，《熊十力論學書札》，第167頁。
[48] 柳詒徵：《覆蒙文通書》，《柳詒徵文集》第12冊，第158頁。
[49] 《與友人論六經》，《中國歷史講話（外三種）》，第223頁。
[50] 《第三講 略說六經年夜義》，《讀經示要》，第239頁。這一方面是因為《易》的主要位置，其它可先不談，《易》需求先談；（ “五經最基礎年夜義皆在于《易》，《周官》為萬世制承平之意，其本源亦在《易》”，參《讀經示要》第253頁）另一方面是熊十力進進儒經文本，是在五十以后徹悟了體用不貳的《易》道之后，（參《存齋隨筆》第156頁）這個時候，講《易》是講他最有心得的部門。
[51] 《覆柳詒徵》，《熊十力論學書札》，第165頁。
[52] 《第一講 經為常道不成不讀》，《讀經示要》，第26頁： “三曰誠恕均平為經。六經言為治之年夜經，不過誠也，恕也，均平也……，昔王荊公謂半部《周官》均言理財。而近人嚴又陵則云《周官》言治之要，不過均平二字。”嚴復此語未覓得出處，懷疑是十力從名文《原強》中創造性化用而來，且待高超發覆。別的，十力對同宗船山的譚嗣同之稱許（“自清季以來真人物，唯復生一人足當之罷了。惜其學未成熟，感世變已劇，孜孜求知”）也值得留意，參同書第233頁。
[53] 好像樣稱引王安石，后書則指明安石不知 “地官此等屬吏，大要皆與冬官所主辦國營事業即各年夜工廠或商業機構有聯系者”，參《與友人論六經》，《中國歷史講話（外三種）》，第187。這是一個很是主要的判斷，從前一年出書的《韓非子評論》來看，法家懂得的國家機器，缺點就在于不具備這種有機團結式的彼此關聯（跟《國史要義·史聯》有所呼應），參《韓非子評論》，《韓非子評論 與友人論張江陵》，第71： “《周禮》以各職業分聯系，各舉其職，和同為治，（小字：各業聯，相互和同。）故其政制為多元，復雜而不至紛歧，一起配合而不容獨斷。”
[54]《第一講 經為常道不成不讀》，《讀經示要》，第8頁。
[55] 《論六經·贅語》，《中國歷史講話（外三種）》，第158頁。
[56] 《與友人論六經》結尾是一段呼吁當局保護舊學、造就人才的議論，其意圖跟盧弼（前清提學，1951年作有《收拾國故計劃》，58年印行，近年《盧弼著作集》重版）一類 “化石”級老輩附近，表述還熱烈許多。此議論上承《論張江陵》、《韓非子評論》當中的許多類似的、呼吁保護講學的內容。這些文字試圖影響當道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的意圖之強烈，當時人一眼就能看出來，在古人觀之，仍覺非常強烈。（例見劉小楓：《共和與經綸：熊十力《論六經》《正韓》辨正》，北京：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279-301頁）所以也不用希奇，意識到這般見效甚微的十力此后轉進《原儒》、《乾坤衍》之寫作，全力清算歷史、護學傳道，不再有出位之思。
[57] 并參《第一分 辨偽》，《乾坤衍》（上海：上海書店，2008年），第14頁： “當時孫詒讓作一小書，曰《周官政要》，為清季主張變法者所盛傳。是時，余已參加反動，亦知孫氏之書甚膚淺，非真能通《周官》者。”
[58] 此類判斷，也見于十力友人張爾田、馬一浮的著作當中。而章太炎在六經皆史的理念之外還有一套獨特的佛化義理學，熊十力同樣作文批評，認為他未窺生化之源。參拙文《知己與世教：江右王門與現代新儒家論知己之發用》，《鵝湖學志》，第65期（2020年12月），第127-165頁。
[59] 《與友人論六經》，《中國歷史講話（外三種）》，第176頁：“東萊彈擊胡氏以《禮運》說《包養違法年齡》，只是漢以后奴儒之見，獨惜朱子亦同呂氏，未能自拔也。康有為以《年齡》三世義融攝《禮運》，自矜創說，其實胡訂婚在宋世首創此說，而東萊一派盛斥之，早為學術史上一至公案，康氏何創之有乎？”并參〔宋〕呂祖謙原著，黃靈庚、吳戰壘收拾：《與朱侍講》，《呂祖謙選集》（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2008年），第1冊，第417-418頁。十力判斷康有為襲用此信意思，可受錢基博（1887-1957）1933年的評論所影響，參《后東塾讀書雜志》，《青鶴》1933 年第1卷，第4期 ，第2-3頁。按呂祖謙跟朱子通訊，認為胡安國尊《禮運》屬墨學傾向，故為熊十力所批評。其實包含熊十力在內的一些經歷從君政到平易近政的近代儒者，多是在墨學的影響下，發展出了貴平易近的思惟。比來可供參考的一份案例研討，見成棣：《章太炎早年政治思惟中的墨學原因》，《章太炎研討》第1輯（2023年），第41-86頁。
[60] 《原外王第三》，《原儒》，第99。假如說康有為的論述讓他能便利地調整政治聲調，依違于激進與守舊，年夜同與小康之間，也符合事實，參茅海建：《戊戌時期康有為“年夜同三世說”思惟的再確認——兼論康有為一派在百日維新前后的政治戰略》，《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1期，第79-117頁。
[61] 此語或從嚴復《《社會通詮》譯者序》中化用而來，其批評意味也跟嚴序辭意分歧，參甄克思（E. Jenks）原著，嚴復譯注，方挺點校：《社會通詮》，《嚴復選集》（福州：福建教導出書社，2014年），第3卷，第358-359頁。
[62] 這句剖析頗為主要，對比《孔子家語·禮運》（國學經典文庫編委會編，上海：廣益書局，1937年，第112頁）可知，下面援用的 “以設軌制，以立田里”，《家包養網VIP語》未及，這就是熊十力所謂的改竄原文之一證，王肅遮住了孔子批評地盤公有制的言論。更嚴重的是，《孔子家語·禮運》刪失落了《禮記》本孔子答語末尾 “是謂小康”四字，讀者會誤認為下面所說的眾多軌制不是小康禮教，而是年夜同幻想軌制，罪莫年夜焉。
[63] 〔法〕孟德斯鳩（C.de S. Montesquieu）原著，嚴復譯注，鄭有國、薛菁點校：《法意》，《嚴復選集》（福州：福建教導出書社，2014年），第4卷，第32頁。
[64] 《附錄·六經是孔子暮年定論》，《原儒》，第315-316頁。此處論《周官》，亦承襲前引《韓非子評論》、《與友人論六經》之論述。
[65] 申說此義的論文有承紅磊：《從 “宗法社會”到 “軍國社會”：中國近代思惟史上的嚴譯社會階段論》，《中國文明研討所學報》，第61期（2015年06月），第213-244頁。
[66] 《原外王第三》，《原儒》，第104-105，119-120頁。
[67] 《第一分 辨偽》，《乾坤衍》，第5-6頁。該部門在確定《易經》最基礎位置之余（畢竟是衍 “乾坤”年夜義），也特別告誡讀者： “《禮》《樂》《詩》《書》四經皆《年齡經》之羽翼也。”
[68] 康有為：《年齡筆削年夜義微言考》，《康有為選集》（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第6集，第131頁：“‘不修《年齡》’當有月、當有諸侯，孔子削之，以明自此諸侯無王，此真微言年夜義者歟！”康有為判斷孔子沒有筆削之《年齡》未能體現年夜義名分，來由如上，這是參考了《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傳：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成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周〕包養一個月左丘明原著，顧馨、徐明校點：《年齡左傳（一）》，沈陽：遼寧教導出書社包養價格，1997年，第84頁）這些解說，無法在《公》、《谷》兩傳的相應年份找到。
[69] 《致劉靜窗》，1955年。
[70] 張榮華：《文明本質及其發展的摸索與構造——《年齡筆削年夜義微言考》述論》，《學術月刊》，1994年第7期，第65-74頁。
包養感情[71] 《文哲集刊》外審人提醒：“十力書信極能夠是十力于病中請人代為翻查康有為著作罷了。若此，既無治學方式上的見解可言，也不見得有推薦閱康有為著作的深意。”甚是。註釋的這段剖析，只能說是根據十力閱讀痕跡所作的一些疏浚，請讀者詳察。
[72] 《第一分 辨偽》，《乾坤衍》，第14頁。
[73] 同前，第46頁。
[74] 牟宗三：《熊十力師長教師回想會講話》，《時代與感觸感染》，林日盛編校：《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臺北：聯經出書事業股份無限公司，2003年）第23冊，第289-290頁。
[75] 蒙文通：《孔子思惟中進步面的探討》，《儒學甄微》，《蒙文通選集》，第1冊，第17-25頁。
[76] 《乾坤衍》別處另有將堯舜之公全國和孟子所盼望之君主國區別開來的言論，比擬《原儒》微有調整、加倍劇烈，可歸為十力之《尚書》論述。《尚書》則孔子之史學，記錄有中國歷史上年夜同政治的事實（堯舜），明末思惟家（以及熊十力之父，又如前述之譚嗣同）對年夜同政治的向往，可算作子學之正宗，參《先世述要》，《熊十力論學書札》，第331，339頁： “天傾地覆之際，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傅青主、呂晚村諸明哲皆攻擊帝制，光復華夏，與倡導格物學之鴻論與毅力，獨惜擁護帝制之賤豎，偽藉漢學以錮思惟，而晚明王、顧諸儒之學，卒遏絕不可……，先父贊揚唐、虞公全國之制，謂其可進于平易近主也。夏、殷、西周三代定家全國專制的亂制，流毒數千年。不肖幼聞庭訓，不敢信禹、湯、文、武是圣王也。”
[77] Rudolf G. Wagner, “A Classic Paving the Way to Modernity: The Ritual of Zhou”, in Sarah C. Humphreys and Rudolf G. Wagner edit., Modernity’s Classics, (Berlin-Heidelberg: Springer, 2013), pp. 77包養意思-99. 瓦格納指出，《周官政要》等書主張把持社會言路，這顯然是思惟交通過程中，東方慣性夠年夜，壓倒歐化需求的案例。但我們看後面熊十力的論述，反復強調實行《周官》需求平易近治發達、各部門完整不受拘束，要不就會重蹈法家故轍。很顯然，他比瓦格納筆下的清季論者更有 “新”的自覺。
[78] 不受拘束在此若何關聯于現代化的年夜業（在此問題意識當中，不受拘束更多是實現代化和國家富強的要素之一，更少是在其本身而為目標者）？以家庭軌制為例：舊的家庭軌制在清季被認為枷鎖了個人，妨礙不受拘束。這樣的后果是新共和國國民無法構成，積貧積弱的現狀無法改變，所以舊式家庭自己又是壞現狀的一年夜策源地。康有為、梁啟超、熊十力、梁漱溟等人都在此語包養條件境之中，參羅志田：《序》，支出趙妍杰：《家庭反動：清末平易近初讀書人的嚮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20年）。
[79] 感觸感染到東方 “哲學”的話語霸權，十力《新唯識論》嘗試用漢語建設義理學傳統與廣泛真諦的關系，其成績也是一種 “哲學”。或許說，是擬態霸權以對抗甚至代替霸權。一份富有洞見的剖析參見Philippe Major,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Chinese Philosophy: XIONG Shili’s Ne包養軟體w Treatise on the Uniqueness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Oriental Philosophy’”, Dao (2019) 18: 241–258.
[80] 《覆鐘泰》，《熊十力論學書札》，第230頁。
[81] 熊、馬在復性書院時期一度交惡，眾人皆知。其實十力當時對經學、西學的懂得與馬氏之分歧，從《復性書院開講示諸生》的一段夾注長文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當然加倍最基礎之處還在于體用論方面），全然不消從人際來往、教學方式層面判斷，參《十力語要》，第178頁。
[82] 在1955年2月13日，鐘泰收到了十力送來的《原儒》，三日讀畢，以為雖然學思精銳，但有誣古之嫌，然未予深論，參鐘泰著，鐘斌收拾：《日錄》，《鐘泰著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21年）第8冊，第476頁。
[83] 梁漱溟：《梁漱溟日記》（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1956年9月30日，1956年10月1日（此日梁氏剛好碰到康同壁“略談其靜功”，很是偶合），1961年1月27日。
[84] Catherine Lynch, 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 (Leiden: Brill, 2018), p. 59. 此為作者1985年春訪問梁漱溟所得。
[85] 梁漱溟：《致郭齊勇/1984年》：《致田鎬/1984年》，支出梁培寬編：《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7年），第197，389頁。
[86] 對于情勢接近，持論更劇烈的《乾坤衍》，梁漱溟的親身經歷是 “閱之甚久，年夜致如其舊著耳”（梁漱溟：《梁漱溟日記》1961年6月7日），故沒有給太多篇幅批評。另一方面，此文專辟一節講本身會怎么寫《原儒》。該節寫畢，梁漱溟即用大批筆墨批評十力誤執釋教之無明如實有一物、必須掃除，也是在講自家的佛本論立場，為《東方學術概觀》預熱，包養網VIP
[87] 梁漱溟：《讀熊著諸書書后·先從一些瑣碎忽視錯掉處說起》，《梁漱溟選集》（濟南：山東國民出書社，1993年）第7冊，第734-735頁。
[88] 本日有識者不難發現此類錯誤，例見鄧新文：《馬一浮六藝同心專心論研討》（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8年），第256-268頁。
[89] 梁漱溟：《讀熊著諸書書后·為認清熊師長教師的思惟路數再列舉一些例證》，《梁漱溟選集》第7冊，第738，743頁。
[90] 有關清末平易近初外鄉-西來新學之權勢消長的討論，可參前揭羅志田：《能動與受動：道咸新學表現的轉折與 “沖擊/反應”形式》第14-17頁。
[91] 梁漱溟：《讀熊著諸書書后·試論我所不敢茍同復不敢抹殺處》，《梁漱溟選集》第7冊，第747，749頁。 “細心腸指點出來”，聽眾是誰？此不待言。梁師長教師撰寫《建國之路》、《中國——感性之國》的意圖跟十力很類似（甚至連寫作的時間點也可以比較），但他更為謹慎，沒有流布本身的文稿。並且，此后的徐復觀也未必會全然否認二位影響當道、保留傳統的宏愿。限于所見文獻，難以深論，看有識者根據更多的回憶錄、書信、日記類資料予以發明。
[92] 梁漱溟：《讀熊著諸書書后·假若明天我來寫原儒》，《梁漱溟選集》第7冊，第752，753，755頁。
[93] 早在1958年6月，梁漱溟讀過《原儒》、《體用論》之后，就致信十力批評之，惜信件不成得見。十力回信稱： “西洋人從小起就受科學教導，科學基礎有了，各派的哲學理論多得很。我信任，我如生在西洋，或少時喝了洋水，我有科學上的許多資料，哲學上有許多問題和理論，我敢斷言，我收支百家，必定要本諸優厚的憑借，而發出萬丈的光線……，你把《體用論》當作無用物，所以我不由得氣。此與宰平兄一看，亞三、艮庸、淵庭同看。”（《與梁漱溟》，《熊十力論學書札》，第243-244頁）此處所言喝過洋水者，指梁漱溟。亦可推論：梁氏作為喝過洋水的人，難解沒喝過卻要趨新的十力之苦悶。另一方面，梁漱溟還是十力開始收支佛家的引路人——不僅是內學院方面，認識張爾田，梁漱溟也在十力之前（很巧的是，張那時候就在北年夜傳授《俱舍論》，參梁漱溟：《值得感念的歲月》，《梁漱溟選集》第7冊，第641-642頁）。佛家，尤其是小乘，在十力的觀念中是一種科學知識基礎的替換品（《覆柳詒徵》，《熊十力論學書札》，第162頁）。在方方面面，門第非凡的梁氏在接觸儒家以外的新學之際，都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94] 梁漱溟：《讀熊著諸書書后·1965年重閱恩格斯書補注》，《梁漱溟選集》第7冊，第785-786頁。這是引述《馬克思恩格文雅選》中《社會主義從幻想到科學的發展》文本后的評論。那么梁漱溟自己對東方學術、感性明智的見解，能否能全然免于馬恩 “幻想”、 “脫離歷史”的指控？可是，梁漱溟的中西印三系文明進退說，能否擺脫了清季新學以中格西、矮化外國文明的問題？可參羅志田：《曲線救文明：梁漱溟代中國 “舊化”出頭辨析》，支出《思惟史7 專號：英華字典與思惟史研討》（臺北：聯經，2017年），第33-62頁。依愚見，梁師長教師暮年的言說，尚未對聞見德性之知之均衡、品德感性與德、賽師長教師之和諧，有一妥當處理。繼之者為牟宗三天心自我坎陷，開出對列同等之局奠定德、賽師長教師的理論。此當專文研討。
[95] 馬一浮：《致梁漱溟》，吳光主編：《馬一浮選集》（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2013年），第2冊，第650頁。
[96] 徐復觀：《熊十力師長教師之志事》，《無慚尺布裹頭歸·來往集》，《徐復觀選集》，第25冊，第110-111頁。
[97] 來往上的不諧，如徐復觀對于熊十力滯留廣州、北上進京期間的姿態問題有見解，會影響他對十力含垢忍辱的接收。但我認為更主要的是，徐氏自己是加倍政治標位的學人，也不像唐、牟二人一樣 “跟熊十力念過書”，他和十力一開始的師生來往形式，就和前二位紛歧樣。后來種種分歧，學術取向上的差異，都應從此出發懂得，參余英時，李懷宇：《余英時訪問記》（臺北：允晨文明，2022年），第211-214頁。
[98] 徐復觀：《徐復觀談學術與政治的關系（節選）》，《儒家思惟與現代社會》，《徐復觀選集》，第13冊，第包養金額266頁；《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惟性情》，《徐復觀選集》，第11冊，第3頁。
[99]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蔡仁厚、林月惠編校：《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5冊，第255-256頁。
[100] 《中國哲學十九講》論法家（中國政治邏輯）與《周官》史職相關的一條，順承此論，參牟宗三：《歷史哲學》，黃漢光編校：《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9冊，第14-15頁；《中國哲學十九講》，林安梧等編校：《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29冊，第156頁。
[10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二）》，《唐君毅選集》新編本編輯委員會編：《唐君毅選集》（北京：九州出書社，2016年），第20卷，第188-191頁。在討論先秦和宋-清學術時，《原論》再未給《周官》戲份。
[10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唐君毅選集》，第22卷，第6-7，579-580頁。
[103] 十力暮年的思惟歷程，不見得能代表同時的其他學者學思歷程與學術影響。此論誠是。我的設法是，將熊十力作為清季趨新思潮之遺響環節，跟後面的分歧學者相對照，觀本書導論可知。
[104] 《馬一浮選集》，第3冊，第430頁。鐘泰、馬一浮是熊十力的伴侶之中特別精熟義理之學的兩位，與他對話的才能并不亞于梁漱溟。雖然都不贊同他，但也都沒有對其書有太多批評。需求指出的是，他們二位應該是終身堅持了對經學的鉆研。只是他們后來的姿態，在十力看來，恐是鐘 “老”馬 “釋”，獲咎孔門。參拙文《游世：現代儒者鐘泰的學問歷程》，《文與哲》，第42期（2023年6月），第253-284頁。
[105] 馬一浮：《寄懷熊逸翁即以壽其七十》，《馬一浮選集》，第3冊，第455頁。
[106] 如Holmes Welch之Buddhism under Mao和學愚之《中國釋教的社會主義改革》一批評、一回護的分歧見解。此非本文主題，暫不深論。
[107] 《致巨贊法師》，《熊十力論學書札》，第154頁。1951年作。
[108] “所可寶者此心”，根據熊十力別處的記錄，當看自白沙，參《陳白沙師長教師紀念》，《十力語要初續》（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第249頁。《潘雨廷師長教師談話錄》有評論十力往世前持《往生咒》的記載兩則（第165，350頁），可參看。
[109] 馬一浮：《論道》，《馬一浮選集》，第3冊，第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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